平凡亦伟大，《小小的我》为自己正名 -

电影《小小的我》上映七天累计取得超4亿元票房，首周末票房表现显著超越同期IP续作《误杀3》。影片在上映初期便斩获豆瓣开分7.4，随着口碑持续发酵，其艺术价值及社会意义引发的讨论逐步升温。

部分观众对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列入2024年度十佳榜单；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影片节奏偏慢，情节发展略显拖沓。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小小的我》究竟如何证明自己的艺术价值？本期《今日影评》特别邀请影评人谭飞，深入探讨这部正在热映的电影作品。

在电影《小小的我》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作为核心角色，其个人情节直接推动了整部作品的叙事发展。尽管表演与电影的共生性关系被部分观众解读为'戏大于人'，但导演谭飞认为该演员的演绎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影片整体，既未喧宾夺主，也未弱化角色对故事的支撑作用。从创作层面看，演员的表演必然成为影片构建情感张力的基础要素，这种克制的表演方式反而强化了电影本体的叙事力量。

影片上映后，观众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脑瘫患者这一群体。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段情感波动，都为观众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信息呈现。起初的十分钟，对脑瘫青年刘春和身体状态的刻画可能让观众感到陌生，但随着剧情推进，这种外在冲击逐渐被弱化，观众开始真正关注他的成长轨迹。影片通过展现他是否考入大学、是否仍在补习班、是否有恋爱可能等关键人生议题，巧妙引导观众从单纯的好奇心转向对人物命运的深度思考。

影片以刘春河为中心，呈现了三位重要女性角色的复杂刻画——外婆陈素群、母亲陈露以及周雨彤饰演的雅雅。其中，雅雅与刘春和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剧情的重要支点，然而部分观众对这一角色的必要性产生质疑，认为她的存在可能削弱了家族纽带的叙事主线，更多关注点集中于血缘关系的张力与情感冲突的表达。

谭飞指出，观众对特殊群体的爱情关注度较低，因此容易对刘春和与雅雅的关系产生误解。事实上，影片通过细腻的感情线，展现了特殊群体在情感表达上的真实状态，揭示了刘春和与雅雅之间如同普通青年男女般的爱意流露。这种呈现不仅反映了角色的生理与心理特征，更通过情感纽带为特殊群体争取了被平等看待的机会。在现实社会中，这类关系往往因身份差异而难以顺利发展，雅雅对刘春和可能存在的好感，更多源于对特殊性的好奇与同理心，这恰恰映射出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真实态度。

影片中的诸多情节并不刻意粉饰，而是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人物所处的生存境况。对于林晓杰饰演的外婆与蒋勤勤饰演的母亲这两个角色，观众在观影后普遍认为其展现出的“冷酷与现实”特质引发了深层共鸣。

谭飞指出，尽管电影《小小的我》的核心故事围绕刘春河展开，但大量篇幅实际上聚焦于其外婆与母亲的人物塑造。这种叙事结构揭示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外婆塑造了母亲，而母亲又以相似的方式塑造了刘春河的命运。与传统影视作品中弱势群体常被描绘为在父慈母爱庇护下的形象不同，影片通过母亲角色的"自私"特质，展现了更为复杂的家庭动态。影片中母亲对刘春河的严苛态度，以及在不知情中生育妹妹的行为，构成了对主人公最致命的打击，这种叙事突破了以往的创作框架。

外婆相较于母亲而言展现出更多的温柔特质，这种温柔实际上暗含着对自身作为母亲角色的某种弥补。她将原本未能给予的关怀倾注在外孙身上，形成了一种跨越代际的情感传递。影片通过细腻的叙事层层揭示人性的复杂性，无论是外婆还是母亲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形象，这种「不完美的母亲」设定恰恰成为现实题材创作中的重要突破。尽管观众普遍认为电影剧情较为平淡，甚至有些沉闷，但谭飞指出其核心价值在于「静水流深」的叙事风格，以平实克制的视角聚焦残障人士在生活困境中仍执着追寻希望的动人历程。

电影可以尝试以刘春和加入的老年合唱团为视角，展现其参与竞赛的奋斗历程，亦可聚焦刘春和与雅雅之间的互动，构建青春情感叙事。然而，若仅以类型化方式呈现，容易流于俗套。真正的突破在于通过细腻的生活描写，如日常的自理困难、社会交往障碍及求职困境，来凸显特殊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单纯依赖励志或爱情框架，反而可能遮蔽对脑瘫人群社会处境的深层探讨。

同时，影片在聚焦弱势群体议题时也常被批评为在特定题材中消费弱势群体。谭飞指出，"电影消费弱势群体并非真正的问题"，他认为诸如脑瘫群体等特殊群体恰恰需要通过更多元的信息呈现、篇幅分配、影像表达以及专门创作，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深入了解与认知。

影片《小小的我》突破了传统苦情叙事框架，聚焦刘春和对爱与梦想的执着追寻。这种源于内心的坚韧与尊严，并非来自外界的施舍，而是角色自身的精神力量。例如影片中的一段情节，刘春和在公交车上意外跌倒，司机不仅未致歉反而责备他，最终刘春和通过致信公交集团促使对方道歉。作为健全人，或许会认为这样的遭遇已属不易，但电影以刘春和的视角揭示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成为其核心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