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诚的创作与平凡的生活 -

电影《小小的我》于12月27日正式在全国公映。

此前一个多月，该片已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斩获观众选择奖并赢得广泛好评。影片凭借其充沛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诗意美感，赢得了现场媒体与观众的高度赞誉。其中，易烊千玺通过深度重构自身形象，从身形体态、面部肌肉控制到声线与语言风格，对脑瘫患者角色进行了近乎真实的演绎。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盛赞其表演达到“出色至极，完美无瑕”的境界，称“能够演绎出如此细腻层次，实为演员的至高荣耀，我亲历了他非凡的演技天赋”。

影片《小小的我》的上映，让出生于1996年的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的故事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这个关于克服身体障碍、追寻生命价值的叙事，展现了一个特殊少年在为外婆（林晓杰 饰）争取舞台梦想的过程中，逐步修复与母亲（蒋勤勤 饰）的情感裂痕，并重新定位自我价值的动人历程。正如主角在影片中所说："我是一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小小的我》正是通过刘春和的视角，呈现一个普通人在特殊境遇下的成长轨迹。作为脑瘫患者，刘春和在高考中以超出一本线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距家高铁车程仅需一个半小时的师范学院，但母亲陈露基于传统观念坚持让他复读。在外婆重返家中前，刘春和的生活被母亲严格管控，日常作息被精确到每餐、每课及定期康复训练，这种高度规训的生存状态与他内心对艺术的渴望形成了强烈张力。

刘春和并未完全遵从母亲的规划，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设想规划人生。他开始积极投递简历寻求工作机会，最初意向是进入培训机构担任儿童课程讲师。尽管他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心准备，课程设计生动有趣，但家长群体对这种教学风格存在疑虑，认为其表达方式和肢体语言过于前卫，缺乏传统教育者的庄重感，最终导致他未能获得这份工作机会。

在他人眼中，身患脑瘫的刘春和似乎无法胜任工作。然而，当他向某家咖啡厅提交简历后，店长安排了基础测试，包括在店内往返行走的距离和咖啡品种的记忆能力。面对狭小的空间，他积极往返穿梭，同时大声背诵传统贯口《报菜名》。最终，他成功获得工作机会，尽管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咖啡店通过吸纳残疾员工来争取税收减免政策。

刘春和获得人生首份工作后欣喜若狂，他第一时间向外婆倾诉这份喜悦。在老人眼中，工作不仅意味着他能自食其力，更代表着他可以凭借收入进入理想的学校学习。然而对他而言，工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尊严——尤其是对一位肢体障碍者来说，这份价值尤为珍贵。外婆见他意气风发，便打起了让外孙加入老年合唱团的主意。当合唱团鼓手老刁因情绪问题拒绝演出时，刘春和不得不接下这个挑战。面对身体协调性较差的困境，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练习，最终在一次即兴比拼中，与老刁展现出了旗鼓相当的技艺。

努力，始终是刘春和生命中的核心主题。自出生便确诊为脑瘫的他，用超越常人的毅力与生活对话。面对肢体不协调的挑战，他坚持训练手部控制能力，反复练习书写以确保字迹工整，因为母亲陈露曾指出，作文扣分或许源于笔迹不够清晰。在与外界偏见的较量中，他既选择用坚韧对抗歧视，也尝试以包容寻求理解，用行动诠释着奋斗的内涵。

在公交车急刹车的瞬间，刘春和因身体失衡而摔倒。司机冷漠地表示，他这般身体状况本应待在家中，这句话让外婆愤怒不已。尽管刘春和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却仍主动将座位让给带着小孩的妈妈，而那位母亲却像避 开怪物般迅速远离他。归家后，他默默打开电脑撰写投诉信，将公交系统歧视乘客的行为公之于众。外婆劝他此事无果，他却坚持认为写下投诉信本身就是一种结果。令他意外的是，投诉确实引发了关注——公交部门领导送来米面油致歉，但这并非他期望的解决方式。然而，这场风波却意外为外婆的合唱团争取到了一次宝贵的演出机会。

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的生活轨迹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平凡人共有的生命光谱。从大学面试通过的喜悦到邂逅心仪对象后的失落，从天台临风书写遗嘱的沉静时刻，这些片段构成了当代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易烊千玺以极具穿透力的表演，将刘春和这个脑瘫患者的形象深度植入观众意识。他用瘦削到几乎形同骷髅的身躯、扭曲变形的四肢和时有哽咽的声线，演绎出超越生理局限的精神世界。这种表演并非在塑造生命的奇迹，也非制造疾病与健康的对立奇观，而是让观众窥见了一个在孤独深渊中挣扎求生的异类，一个以独特方式与命运对话的现代灵魂。

影片通过丰富的人物群像深化主题，展现了刘春和之外的多元角色形象。其外婆这一角色尤为鲜明，她将行李箱中的丝巾逐一取出，对着镜子摆出优雅的S型姿态，沉浸于自我陶醉的仪式中。对刘春和而言，这份来自祖母的细腻关怀成为探索外界的启蒙之光，其认知边界在祖母的引导下逐步拓展。

外婆是个充满个性的存在，她不仅组建了自己的合唱团队，还始终怀揣着登上舞台的梦想。年轻时因现实所迫未能给予女儿足够的照料，随着岁月流转，她萌生了弥补过往的念头。在照顾刘春和这件事上，她尤为用心，尽管内心始终为这个患有脑瘫的孙子感到忧虑，却坚信他应当拥有与常人无异的生活。为此，她不断鼓励孙子尝试打工、参与合唱队的排练，甚至支持他勇敢地向心仪的女孩表白。

陈露作为母亲，对患有脑瘫的儿子始终抱有复杂的心情。她始终认为儿子的脑瘫源于自己分娩时的不当用力，面对因自残而被抢救回来的儿子，她内心始终充满恐惧与不安。无论是生育刘春和还是后来的孩子，这种情绪都挥之不去。她将孩子身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自身，因此为儿子画了一个严密的生活保护圈，严格规划其日常起居。相较之下，外婆则以更豁达的心态接纳这一现实，而陈露却始终难以摆脱自我责备的阴影。

林晓杰与蒋勤勤在诠释家庭角色的同时，也深刻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这个跨越三代人的家庭中，因脑瘫而无法享有正常生活的人不仅限于刘春和，外婆与母亲同样深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刘春和作为一个普通个体能够融入社会，外婆与母亲所承受的结构性困境仍难以消解，这种现实映射值得引发深入思考。

除三位主角之外，影片中其他配角同样充满戏剧性。外婆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初次为刘春和庆生时，尽管外表前卫，仍显露出些许尴尬。当外婆力荐孙子加入合唱团担任鼓手，一位直言不讳的阿姨戏称刘春和是傻子难成鼓手，却意外引发外婆的反击，最终场面失控闹至派出所。这场看似无法调和的冲突，却在两位老太太一句"对不起"后握手言和，重修旧好。

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与周雨彤饰演的雅雅在公园偶遇后成为好友。雅雅不仅帮助他掌握了微信使用技巧，更促使他重新审视自身作为成熟男性的责任与需求，同时也通过这一角色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脑瘫群体在身体与心理层面的真实诉求。关于这部影片的评价，有观众表示：“电影中展现的人文关怀在内地影视作品中较为罕见，其对残疾人社会尊严的探讨具有深刻现实意义，这种创作态度值得肯定。这部电影的出现令人振奋，标志着中国电影在人文关怀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