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妍的心事》上线，男性全员恶人，只是女性主义的低级阶段 -

12月11日，电影《乔妍的心事》正式登陆多家正版视频平台，观众可免费观看。影片由赵丽颖与辛芷蕾主演，虽被部分专业影评人界定为女性主义题材，引发女性观众的观影热潮，但其叙事结构较为单薄。从本质上看，《乔妍的心事》确实呈现出女性主义的内核，然而其表现手法和思想深度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这部影片的剧情可概括如下：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年代，一个公职人员家庭接连迎来两个女儿，导致他们无法再生育。家中父亲渴望拥有儿子，于是决定将两个女儿送往海外抚养。然而，命运弄人，父亲与母亲相继离世。姐姐前往缅甸生活，而妹妹则留在国内，凭借自身奋斗最终成为知名艺人。姐姐与姐夫生活拮据，长期从事非法活动。十七年后，姐妹重逢。姐姐以救助姐夫为由，向妹妹索要巨额资金。此时，妹妹正计划与现任男性经纪解约。姐妹最终意识到，男性皆非良人。姐姐意外怀孕并诞下幼子，姐妹情谊深厚，共同抚养孩子。姐夫与男老板皆因罪行被法律制裁。

此类叙事无疑引发了部分女性观众的强烈共鸣。在计划经济时代，女婴作为弃婴现象曾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伤痕，这种集体记忆构成了我们世代难以言说的伦理困局。笔者在求学时期便因这一历史背景产生深刻反思，能够与同龄男性一同接受教育的女性，往往需要克服远超性别常规的社会阻力。然而，《乔妍的心事》将男性角色集体塑造成反派的设定，实则暴露了叙事逻辑的断裂。若深入探讨该片主题，或许能触及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与人性困境。

第一个疑问在于，为何姐姐对姐夫始终不离不弃？在《乔妍的心事》中，这位姐夫显然并非良人，早在早年便前往北京，对成为明星的小姨子展开勒索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他通过绑架戏码骗取姐姐信任，持续实施对小姨子的侵害。甚至涉嫌撬开小姨子家的保险柜，贩卖自家子女等极端行为。这些罄竹难书的劣迹，不仅揭示了他作为反派角色的本质，也让观众不禁质疑编剧导演的意图。然而，即便如此，姐姐仍对其死心塌地，这种情感逻辑在故事中显得颇为突兀。或许有人认为，姐夫在与姐姐十余年的相处中，仍保留着某些人性光辉？但影片显然未给出任何佐证，反而强化了其恶行的刻画。

关于女主与男老板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影片中刻意构建的逻辑矛盾值得深究。身为反派角色，男老板通过酒局饭局等名义实施不当行为，甚至涉及抢夺女主姐姐的孩子与威胁恐吓等恶性事件，其作为早已突破道德底线。然而，剧中对女主与该人物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呈现出了明显的叙事悖论，这种悖论不仅体现在主角的处境上，更折射出某些女性主义叙事中对两性关系的简化处理。事实上，无论是姐姐与姐夫的职场关系，还是女主与男老板的商业合作，本质上都属于复杂的人际互动网络。当影片刻意将两者塑造为对立关系时，便导致了逻辑自洽性的缺失。这种叙事策略反而暴露了某些所谓女性主义话语中，对两性关系本质的误读与简化。

女性主义在初级发展阶段常面临一个矛盾：必须构建明确的对立面才能彰显自身价值。这种现象与三俗相声的生存逻辑存在相似性。早期部分三俗相声团体通过渲染主流相声对其的压制，博取观众同情心，进而兜售低俗内容。然而这种模式本质上是浅层的，当三俗相声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时，昔日的对立叙事便失效——原本是迫害者的人反而成为被压迫对象，"男权压迫"的叙事框架在现实面前显得荒诞。正如《乔妍的心事》中所有男性角色被强行定义为恶人：父亲、姐夫、男上司、投资方乃至两个底层绑票者，无一幸免。这种非黑即白的设定看似确立了性别对立，实则暴露出对复杂社会关系的简化处理，正如相声界一旦突破边缘地位，原先的"受害者"身份便不复存在。

影片结尾处，两位女性共同抚养女婴的场景彰显了女性自主成长的特质。然而，这种表现仍属于女性主义的初级阶段。事实上，当女性主义尚未深入发展时，部分人容易以'男性都是人渣'为口号来彰显自身立场。但随着对女性主义认知的深化，倡导者及其受众终将意识到，性别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协作共生的模式。真正的女性主义无需建立在性别对立之上，而应回归对平等合作关系的追求。中国电影在探索女性主义议题时，往往因缺乏成熟框架而选择性别对立的叙事方式，这种策略虽易引发关注，但随着女性主义的演进，对立情绪将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建设性的性别协作意识，这恰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中级阶段。

女性主义的深入发展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我定位——在两性协作关系中，女性是否因过度强调自身价值而偏离了平等合作的初衷？女性特质的独特性究竟如何影响着两性互动的平衡？面对既定的社会角色分工，我们是否应当在坚守女性特质的基础上，以更包容的姿态推动性别间的协同共进，而非将资源独占、利益尽数归于己身？然而，真正触及自我认知的深层次反思却充满挑战。因此，这被视为女性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