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大宅门》就是我家族的故事，你爱信不信！ -

郭宝昌，人称"宝爷"，现年81岁，自幼进入豪门生活，历经世事变迁，见证无数传奇故事。作为资深导演，他深耕影视创作领域逾30载，其经典作品《大宅门》凭借深刻的人物刻画和精湛的叙事艺术，成为跨越二十载的国民级IP，2020年更荣获第29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奖。在文学领域，他以家族史为蓝本创作剧本，用一支饱含沧桑的笔触勾勒出人间百态。此外，他自幼痴迷京剧艺术，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听戏经历，2017年与李卓群共同编导的京剧《大宅门》全国巡演期间引发抢票热潮。

《都是大角色》，郭宝昌著，三联书店出版爱信不信。文 | 郭宝昌
人活七十本已稀少，能活到这个岁数够本儿了，活到八十岁则算赚了。若活到九十多，更是大赚特赚。只要不给他人添乱，活得一天算一天。
人老了，总爱回忆过往。因为谈及未来、理想、前途等话题已不再那么坦然。但忆旧需有底气，那些历经磨难、坎坷的人，往往能在聚会上谈得舌战群儒。许多顺顺利利过一生的人，却羡慕我，觉得我活得跌宕起伏、光怪陆离。他们或许觉得我遇到了太多苦事与难题，才让人生如此多姿多彩。
李先生的命馆是一处精致的小四合院，院中草木繁盛，廊下陈列着各类花盆，花卉争奇斗艳。檐下悬挂着诸多匾额，皆是名人题写，如“当世诸葛”“喻世神通”等。其中不乏民国政要徐世昌、黎元洪的题字，还有文化名流如李万春、荀慧生的赞誉，足见李瞎子并非寻常之辈。
我十六岁开始尝试创作《大宅门》，那时满脑子都是《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水浒传》等经典。母亲发现我熬夜写作，误以为我在努力学习，问我写什么，我只说是作业多。直到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学习，母亲才怀疑我的写作习惯，将手稿视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的证据，并命令我烧毁。
一九七〇年在干校期间，我写第三稿，夜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写作。那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创作新内容实属危险。这一稿实际是素材整理，将故事拆分成多个片段，顺序混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随着运动重来，我又被批判，因担心素材稿成为“知罪犯罪”的证据，便趁人不备将笔记本投入火炉。
六十多年后，我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阴影，坚信自己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却总在创作中听见母亲的警告：“我就不许你胡写。”

▲电视剧《大宅门》的创作历程始于1980年，彼时已积累了十几万字的写作成果。与妻子分居一年后，双方决定离婚。在法庭分割财产时，我选择放弃一切，仅保留小说手稿，而前妻却主张将其焚毁。从16岁到40岁，整整24年时光悄然流逝，曾尝试撰写四稿，却最终未留下任何文字。心灰意冷之际，我一度搁置创作计划。待到平反后恢复工作，便决心弥补失去的岁月。1976年至1995年的二十年间，我未曾休憩过一日，包括春节、节假日和周末，累计拍摄八部电影、十五部电视剧，创作了八个电视电影剧本。1995年时，正值创作巅峰期，决定专注完成《大宅门》的剧本。原计划需耗时十个月，为此已筹备三年。自1990年起，我脱离体制独立创作，期间拍摄四部作品，获得二十万元酬金，确保生活无忧，方能专心写作。1995年春节过后，正式开启《大宅门》的创作。每日七点起床，八点准时伏案写作，直至午夜十二点才休息，完全隔绝社会活动与亲友往来。冰箱中储备各类熟食，烧壶开水以备不时之需。坚持四个月零十五天，最终完成五十二集剧本（后调整为四十集）。彼时单位内的分房、定级、涨工资及入政协等事务皆被舍弃。母亲早在1978年去世，本应在创作上毫无顾忌。然而当第三十集描写李香秀这一角色时，脑海中浮现母亲生前的面容，因该角色原型正是母亲。于是每场戏、每句词、每个动作都反复推敲，竭力避免任何可能令母亲不满的细节。我将对母亲的思念与敬爱全部倾注于这一人物塑造之中。网络评论提及李香秀的完美塑造，恰因她承载了作者对养母的深厚情感。此角色不仅是故事主线之一，更需与前文中的二奶奶、黄春、白玉廷、杨九红等女性角色相抗衡。因此在每处细节上投入大量精力，创作激情随之攀升。当写至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版本）中七爷与香秀定情的情节时，内心充满满意与自豪。

当母亲（姑妈）年轻时的这一幕写完，我如释重负，终于将最难写、最令我胆怯的章节圆满收尾。放下笔时，我瘫坐在椅子上，长舒一口气。然而，就在此刻，右肋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我本能地按住伤口，却愈发难以忍受，仿佛痛入肝胆。试着起身活动，疼痛却更为剧烈，冷汗浸透全身。倒在床上或许能缓解？我强撑着挪到床边，蜷缩在床沿，却依旧无法舒缓，满身大汗，衣服早已湿透，在床上翻滚挣扎，已是痛不欲生。内心不禁慌乱，这怕是出了大问题，必须尽快就医。那时还没有手机，我挣扎着够到床头柜的座机，拨通司机小徐的电话。他是我在京城最信赖、最亲近的人，常年为我包车。电话接通后，我已无力言语，只断断续续说出一句：“小徐，我不行了。”便将电话筒丢下。忽然想起房门是从内侧锁的，无人能入，我靠着墙壁一点点挪到门口，旋开锁扣，再跌回床边。此刻，我仿佛预感到死亡的临近，心绪翻涌。不到十分钟，小徐师傅带着人来了，一看我这副模样便愣住。我扭头让他送我去医院，他却面色凝重地说：“去医院可以，但我必须叫人陪同，郭导，您现在这个样子，我承担不起风险。”我明白，若真是不测，连个见证人都没有，谁也不愿背这个锅。而我除了仍在深圳工作的妻子，再无亲人。儿子远在非洲，小徐只能致电两个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的剧本顾问。这位王先生与我相伴五年，虽有才却笔头迟钝，但鉴赏眼光极高。他退休后生活清贫，常随我在摄制组拍摄，也领取一份酬劳，闲暇时便聊起《大宅门》。尤其是对我母亲的态度，我向他详细讲述过李香秀这条线的构思。他说：“这样写没问题，老太太活着也不会反对，反而会高兴。”从剧本创作开始，每周日我们都会见面，探讨剧情，已有十多次。这几年他与我关系密切，因此小徐第一时间想到了他。片刻后，三人陆续赶到，见到我的状态后，均意识到情况不妙，开始商议送哪个医院，是否有熟人打点。然而，当王先生走近时，我突然警醒，示意他们不要动。我对王先生说：“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他立刻走向书桌，而此时一位朋友送来一碗小米粥，我哪里吃得下？只能咬牙等待命运的判决。王先生看完剧本后，走到我跟前轻声说：“明白了，宝爷，删掉这一章吧，否则整个线都要删。”我也明白，急忙回应：“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众人愣住，这岂不是要自毁前程？还是去医院！然而他们始终不放心离开。我急得大喊：“走！快走！”众人惊恐地退后，而王先生却领会了我的意思，叮嘱道：“走吧，叫宝爷好好想想。”临走前反复叮嘱我随时联系，有需要就打电话，务必别锁门。他们全都离开后，我艰难地爬起，打开橱柜，取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放在床头。对着照片，我盘腿而坐，用茶杯抵住疼痛处，与母亲细语：“妈，您这是要我的命。怎么了？不叫我写是吧？我这段写得不好吗？您写得那么好那么美，凭什么不让我写？我抹黑您了吗？您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行，我今儿就跟着您去。天上见，我巴不得能见着您了。还告诉您，就这么写了。怎么着？不删。怎么着？要我的命，我给您，就不删！就不删！”我愤怒地喊叫着，疼痛竟戛然而止。我惊喜地发现，身子竟无恙。电话再次响起，是王先生询问情况。我回答：“没事了。”王先生听不懂，追问：“没事了是啥意思？”我解释：“没事了就是不疼了。”他依旧不明就里。我补充：“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请了出来，和我妈聊了会儿天儿，撒了个娇，老太太饶了我。”王先生终于明白，轻笑一声。我吃完那锅小米粥，重新坐到桌前，继续写作至深夜。从此之后，二十五年间，这样的病痛再未出现。至于所谓迷信，每年春祭时，我总会与母亲聊上一阵，开口便谈及《大宅门》的事，向母亲忏悔、认罪，恳请原谅。于是，电视里便出现了那幅长跪不起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