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王家卫也投身微短剧… -

如果王家卫导演将目光投向微短剧领域，或许会以他标志性的诗意叙事与碎片化美学重构短剧创作。这位以《重庆森林》《花样年华》闻名的艺术家，擅长在15-20分钟的时长内捕捉时间的褶皱，用霓虹灯下的疏离感与人物内心的晦涩光影编织故事。他可能会将长镜头的诗意延伸至手机屏幕，让快节奏的剧情中暗藏慢镜头的叹息，用画面的留白与台词的隐喻构建都市人的精神困境。这种创作或许会打破传统微短剧的套路化框架，使短剧成为承载现代性思考的容器，让观众在碎片化观看中体验完整的艺术感染力。

未身居其位，难体会其艰辛。

假设王家卫某天尝试跨界执导短剧，这概率恐怕连三体人入侵地球都更显渺茫。——‘我真傻，真的。我只知道王家卫是拍电影的，想不到电视剧领域也有他的身影。’许多与王家卫合作过的演员在看到《繁花》后，大概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前两天PAPI酱调侃道：拍摄期间与王家卫发生争执的演员，仅需三日便能磨合完毕，而王家卫则在一旁观看着，乐不可支。然而，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却因人而异。

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繁花》在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剧集奖，胡歌更以精湛演技摘得最佳男主角桂冠。尽管如此，该剧至今仍引发广泛讨论，部分观众认为其“华而不实”“类似民国谍战剧”“过度堆砌视觉美感”。而支持者则反驳称“你不懂艺术”。除了叙事与视觉呈现，剧中对1990年代初中期上海风貌的还原也备受争议，有人质疑“那时的上海被描绘得太理想化”。对此，上海本地居民包括“新上海人”的反应尤为激烈，批评甚至上升至地域对立的高度。事实上，上海人对《繁花》的评价并未完全统一，一些“沪语爱好者”同样对剧中人物的语言是否地道提出质疑。这些争议与关注，恰恰印证了《繁花》掀起的热潮。王家卫或许无法让年轻世代完全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但“排骨年糕”这一元素却意外走红。今年年初，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汪小jia同款”的用餐体验，排队打卡传统店铺成为潮流。如今，这些餐馆已将“排骨年糕”恢复为常规菜品，而由此获得的额外收益，无疑归功于王家卫的创作。

《繁花》与王家卫本人始终是充满争议的存在。支持者会由衷赞叹“嗲！王导真有味道！”，而与他合作过的投资方，特别是邓光荣先生，恐怕只能报以无奈苦笑。这类“筹备多年、拍摄耗时、投资巨大”的宣传话术在影视圈屡见不鲜，但王家卫的项目似乎总带着不同寻常的魔力。1988年，邓光荣曾为他提供首次导演机会，凭借《旺角卡门》赚取数百万港币。然而当《阿飞正传》问世时，4000万港币的投资却未能带来回报，反而直接导致影之杰制作有限公司破产，传闻邓光荣因此被送医治疗。

1991年，电影《阿飞正传》在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荣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影片等五项重要奖项。

高潮迭起——邓光荣登台发表演讲。他强颜欢笑，勉强完成全程致辞，最终抛出一句："我自己的辛苦不重要了，反正我命就这样。"这番话直指台下的王家卫。"拍戏拍到差点把老板送走"，成为王家卫艺术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勋章"。因此，回望这段"野史"，不禁感叹邓光荣的胸襟：无论后来经历怎样的舆论风波，他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气度始终令人称道。若换成其他导演，恐怕在"走"之前还会顺带将王家卫"带走"。

但与王家卫合作过的演员们或许对邓光荣的豁达持不同意见。多年后，刘德华与梁朝伟在《艺术人生》访谈中谈及与《无间道》导演刘伟强及麦兆辉的合作经历时，两人齐声称赞导演"懂事"。他们回忆道："每次拍摄完成后，都能看到导演不断称赞'好！好得不得了！' "说完全场观众，包括导演与主演，都报以会心一笑。当听到这番评价时，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王家卫——因为"一次过"的拍摄效率，绝不可能出现在他的创作中。

王家卫所处的正是那个被称为"七日鲜"的黄金时代。这个术语指的是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完成通常仅有七天的时间。制片方与演员们都渴望在单日完成电影拍摄，次日上映，午夜场即见收益。所谓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实际上也掺杂着不少浮夸成分。相信后世的观众在重新审视部分经典影片时，会有新的体悟：题材多元、形式新颖、演员阵容强大、话题性十足。但若剥离这些光环，影片的诸多缺陷也显而易见。

当代观众见识了更丰富的创作内容，逐渐理解了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及角色背景的深层含义。这些认知的深化，使得王家卫成为那个时代中罕见的具有豆瓣属性的导演与编剧。他执导的影片具备深刻内涵，却也因节奏缓慢而备受诟病。现今学界分析王家卫为何能够保持从容不迫的创作态度时，往往提及一些艺术之外却难以置疑的客观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无需赡养的父母、能够维持生计的配偶。无论评价是否带有讽刺意味，这些确凿的事实都证明了王家卫拥有慢工出巧匠的资本。

黄百鸣对这一说法深有感触。作为曾被王家卫解雇的电影人，他以高效著称，不仅在制作周期上追求速度，更在多领域展现才能。事实上，香港电影界的许多从业者都具备多栖发展的能力，既能驾驭表演，也能独立完成剧本创作，甚至涉足音乐制作，展现出独特的行业生态。

在新艺城时期，唯有王家卫工作数月未能完成剧本，引发黄百鸣强烈不满，最终被解雇。这段经历反而促成了邓光荣的‘劫难’，但邓光荣并未计较，如同《欢乐英雄》中被郭大路所救的镖局镖头，他主动向王家卫行礼道：‘你让我赚了钱，也让我破了产，咱们两清。’随后，王家卫与刘镇伟携手创办电影公司，相继推出《东邪西毒》《重庆森林》《花样年华》等经典作品。其中《东邪西毒》耗时三年制作，投资达四千万港币，期间甚至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最终票房仅突破一千多万。而《东成西就》仅用二十七天拍摄，却成为1993年票房前十佳作，斩获两千多万港币。前者更荣获第31届台北金马影展最佳摄影、最佳剪辑等多项目标。

2001年，王家卫启动《一代宗师》的筹备拍摄工作，然而整个拍摄过程竟耗时长达十二年。

叶伟信的《叶问》上映后，这一系列IP迅速走红。王家卫不紧不慢地表示：‘不着急，我拍的和他拍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此后《叶问》系列持续推出多部作品，而王家卫仍坚持在开平影视城搭建场景进行创作。他表示这场雪景拍摄效果不佳，打算等到次年下雪时重拍……在拍摄过程中，张震通过反复练习竟夺得八极拳冠军头衔。同样因拍摄投入大量时间而有所成就的，还有《2046》中的木村拓展角色——这部电影耗时五年拍摄，最终让原本单身的演员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最终，王家卫凭借《一代宗师》摘得2014年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正如俗语所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时下对王家卫的评论多以赞誉为主，诸如‘经典永流传’或‘每个镜头都倾注了心血’等。但我不禁联想到另外两个被忽视的议题：制片人中心制与电影工业化。王家卫的创作方式看似与这两个概念格格不入。上文提到的他独有的豆瓣属性，恰恰与行业追求的时效性与经济性产生冲突。这种矛盾本质是‘小众文艺’与‘大众娱乐’之间的张力。今年有位导演曾谈及一种现象：若一部电影在豆瓣上评分极高，往往意味着它难以获得市场成功；反之，若评分偏低甚至遭到豆瓣用户批评，票房却未必不佳。这种情况或许并非绝对，但确实反映了某种市场规律。回溯当年香港电影的‘七日鲜’时代，善于把握时机、加快拍摄节奏、精挑演员的导演们，背后都站着紧盯票房数据的老板。如今虽已发生变化，但‘草台班子’式的制作团队已逐渐实现公司化、集团化和规模化发展，两岸三地电影市场也呈现出一体化趋势。然而，无论市场格局如何演变，王家卫始终保持着独特的艺术姿态。

剧组的日常运作往往能折射出导演的“磨人”特质：从道具服装到车辆调度，外景协调、食宿安排，无论开机与否皆需持续投入资金。以王家卫等待一场雪景为例，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何不暂时停工另谋出路”，但实际操作中，置景、来年统筹调度、场地租赁等费用依旧存在。曾参与剧组工作的人自会理解其中隐含的资源浪费与重复成本，这种消耗足以让任何制片人崩溃。更不必说，当拍摄中途暂停时，人员更迭、重新招募与磨合所需的时间成本更是难以预料。因此，他人赞誉一部作品精益求精的同时，或许正经历着制片团队的财务危机。由此可见，王家卫的“另类”很大程度源于其对艺术纯粹性的执着，这种坚持虽令人敬佩，却也让人望而却步。

“不能因为他是王家卫，他做的就是对的。”这句话印证了导演风格与行业现实的鸿沟。在电影工业化浪潮中，王晶堪称典型代表，其“七日鲜”模式让剧组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拍摄，演员与工作人员辗转多个项目，这种高效率虽引发争议，却也创造商业价值。事实上，若将王晶的作品进行适度压缩，甚至可衍生出诸多微短剧形式。相较之下，王家卫在《繁花》的筹备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节奏——这种持续数月的打磨过程，让外界既充满期待又暗自焦虑。

或许每位导演都曾期待如王家卫般，以一部作品斩获殊荣。然而当真正投身创作时，却未必能如愿从容。演员群体亦然，《东邪西毒》拍摄至中途因资金短缺而中断，张国荣主动奔走筹措投资使王家卫得以继续完成作品。梁朝伟虽历经数次折腾仍选择与王家卫合作，许多演员坦言"与王导共事能突破表演边界"。唯有那些甘愿追随的艺人，方显"承诺的分量"。同样秉持这种理念的，还有背后的资本方：

若创作者皆效仿王家卫的风格，恐怕早已在生存压力中挣扎求存。因此，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以当前微短剧行业为例，从业者深知此类作品在豆瓣用户眼中常被贴上‘低质’标签，但盈利仍是首要诉求。若无经济支撑，何谈艺术价值？

若王家卫未来涉足微短剧领域，其可能性甚至不及《三体》中‘三体人降临地球’的情节。关于这位导演的艺术造诣与市场价值，以及当前影视行业可借鉴的参考意义，仍需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不可否认的是，其首部电视剧《繁花》在文化层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然而，对于任何影视项目的投入，我们仍需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对成本效益的考量。至于画面美学，相信多数观众更在意的是：一笼‘排骨年糕’能否带动账号获得点赞、评论和的关注。这恰是不同年代赋予作品的差异性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