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君 捍卫自己 -

王传君身上始终萦绕着一种沉静气质，即便他正因饰演《孤注一掷》中阴鸷如秃鹫的诈骗头目引发热议。这场8月末的专访被安排为当天第五场，他蜷缩在沙发角落，声音裹挟着昏暗光线传来，眼神中透着疲惫却满含真诚。从《爱情公寓》的关谷神奇到《我不是药神》的吕受益，再到《无名》的王队长，他不断突破角色桎梏，逐渐被观众认可。如今谈及表演，他坦言「好像找到了表达一部分『自我』的路径」，这种转变源自对母亲的反叛与陪伴的双重经历。

在2007年上海戏剧学院求学时期，他为满足母亲心愿参加《加油！好男儿》选秀，开启偶像之路。此后七年，他深陷「关谷神奇」角色，被喜剧与偶像的标签限制。母亲的疾病与离世成为转折点，促使他抛弃「好看假男孩」形象，开始蓄须留长发，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边界。面对外界期待，他选择用「不」回应，追求内心的自由，却在现实中时常陷入矛盾。

谈及《孤注一掷》剧本，导演坦言最初选择王传君源于过往合作默契。当接到饰演陆经理的邀约时，他并未感到太多波澜，反而认为这是行业常态。剧本中诈骗主题的现实性引发他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而角色本身具备的戏剧张力则让他决心投入创作。为塑造陆经理形象，他尝试引入动物隐喻，最终选择秃鹫作为象征——这种进食腐肉的生物既暗示其地位，又强化其压迫感。

拍摄现场，导演注重氛围营造与团队协作。他习惯与演员共饮、谈笑，建立信任关系，同时精准把控摄影机位。在海口某大学体育馆的炽热环境中，他与团队共同应对挑战，创造独特的表演空间。当张艺兴提出用糖制作可食用美金的创意时，他顺势调整表演方案，这种即兴发挥让角色更具生命力。最终，影片中诸多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观众感叹表演真实，而他则认为角色留存效果远比演技本身重要。

王传君在《孤注一掷》中的造型图源微博@王传君2 近年来，我参演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马仔、《兰心大剧院》里的莫之因、《无名》里的王队长，逐渐迈入电影领域，似乎找到了表达部分「自我」的途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自我」始终处于麻木与模糊的状态。这与母亲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她是一位控制欲极强的家长，从小希望我成为乖巧的孩子。乖巧到何种程度？三岁时，母亲忙于料理饭店事务，父亲在针织厂工作，家中无人照看，我只能独自待在屋里。白天标配是热水瓶、白米饭、咸鸭蛋和榨菜。为确保安全，母亲外出时总会叮嘱我反锁大门，严禁他人进入。曾有外婆坐40分钟公交来探望，我却因母亲未允许而拒绝开门。母亲的强势不仅体现在日常管教，更在于她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情绪失控时会将包饺子的塑料盘砸向我，甚至摔碎。因此，年幼时我只能无条件接受母亲的安排，如要求学画画便默默服从，即便内心抗拒。直到成年后，我才开始偷偷逃课，去公园闲逛，只为在约定时间回家。

回首过往，童年并无色彩，那种压抑感并非源于痛苦，而是持续的麻木与顺从。高中一年级搬家前，我与父母居住在上海老弄堂。阁楼仅1米83高，身为高个子却需蜷缩其间，使用尿壶半蹲排泄。压抑不仅来自物理空间，更来自无法表达真实想法的困境，于是我选择沉默，用乖巧的伪装为家庭做家务，让父母觉得我懂事。同时，我也期待这种乖巧能换取更多外出机会。走上演艺道路同样源于母亲的期望。年轻时，母亲曾有机会加入剧团，但外公的控制如同她的翻版，始终阻挠。这份未竟的演员梦，最终化作对我人生的期待。小学时期成绩优异，初中因热爱篮球而忽视学业，成绩下滑。初三时母亲偶然看到艺校招生广告，提及不同年龄的学员曾参与何种表演，便劝我尝试。然而，舞蹈课与台词课的训练令我倍感煎熬，彼时尚是小胖子的我，像学画画般逃避舞蹈课，直到某天在公园偶然接触艺术，才激发了内心的热情。

真正点燃我的时刻，是在一次公交车上学的经历中，看到音像商店门口张贴的海报，一群留着奇异发型的人正进行表演，VCD销量惊人。出于好奇购买后，发现这些看似另类的表演者竟能将社会现实融入创作，歌词充满深度。这让我萌生了加入男团的梦想。后来，我开始认真对待舞蹈课，即便体型笨拙，也坚持练习。某日形体老师突然邀请「最后的小胖子」上前表演，那一刻的掌声让我意识到，原来站在舞台中央是如此震撼，也首次感受到「自我」可能通过努力被看见。然而，母亲的控制从未停止，即便我在艺校学习多年，参与过管虎导演的《西施眼》拍摄，母亲依然认为我尚未脱离她的掌控，坚持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而非上海戏剧学院。这种控制甚至延伸到大学阶段，当我养狗时，母亲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宠物送走，那一刻的委屈与不满让我终于有了反抗的意识。自此，母子关系进入拉锯战，尽管反抗来得较晚，却格外强烈。我开始长时间不回家，假期与朋友尽情出游，仿佛逃离母亲的规训后才真正获得自由。母亲对此强烈不满，母子关系濒临破裂边缘。

王传君在电影《无名》中饰演王队长。图源电影《无名》。或许命运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试图突破自我时，总会被某种方式重新拉回原点。反叛情绪尚未完全释放，母亲的健康却突然亮起红灯。彼时她工作繁忙，我主动陪同前往医院取检查报告。那个夏日的午后，我独自在病房门口等待，医生却让我查看门口堆叠的病历袋。在医生指引下，我找到了母亲的病例，却被医生用低沉的语气告知需要签署文件。他一边盖着紫色印章，一边提及最凶险的癌细胞。当时我的反应与电视剧截然不同，先是愣住，随后立即掏出手机联系母亲的医生妹妹，商议后续治疗方案。得出医院后，我果断致电舅妈，谎称母亲需要紧急处理，当天便将她带入医院。

或许因童年时期常独自面对问题，我逐渐形成了独立解决问题的习惯。父亲性格内向，使得母亲患病后的医疗决策都由我承担。曾有母亲调侃我冷酷如机器，回想整个过程，我能感受到一丝恐惧，但确实以异常冷静的态度处理了所有事务。首次完成化疗后，我以"逆子"的身份出现在手术室，目睹母亲虚弱至极的模样，便返回病房重新建立母子情感联结。在病床上恢复期间，母亲反复观看《加油！好男儿》节目，指着其他选手说："儿子，你也不比他们差。"面对母亲可能面临的生死考验，我毅然参加该节目选秀。这种对母爱的反抗并未带来真正的自我表达，反而让自我价值始终处于模糊状态。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后，我仿佛重回童年时期，始终保持乖巧本分，渴望获得认可。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练习压腿和台词，但逐渐意识到艺术创作并非单纯的刻苦所能达成。诸多艺术世家出身的同学看似随意，却能在小品表演中游刃有余，而我始终处于困惑状态。参加《加油！好男儿》选秀亦是如此，盲目模仿他人舞蹈与歌唱，却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彼时众多选手已多次参与选秀，而我就像个不知变通的笨蛋。

直至获得全国20强名次时，我已大四，尚未正式参与影视拍摄。于是果断签约选秀公司，开始以演员身份谋生。在公司体系中，我饰演诸多边缘角色，虽然未获重要地位，但满足温饱需求即可。在母亲面前，这种"好男儿"出身带来的短暂光环依然存在，但很快就被消解。当真正意识到自我价值来源时，开始质疑这种表面的成功。拍摄《网球王子》系列剧时，我因此错过毕业大戏，连续三天深夜观看同学排练。待毕业演出谢幕时，我躲在角落独自落泪，仿佛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

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爱情公寓》的拍摄。尽管工作艰辛，但与剧组成员的相处让这段经历充满趣味。当有演员夸赞"我们火了"时，我却始终保持清醒，毕竟经历过《加油！好男儿》阶段，从未真正将其视为事业。但随着拍摄进程，我逐渐认识到表演的真谛，开始探索角色塑造的可能性。在《爱情公寓》之后，我参与了一部古装剧的拍摄，虽然投入极大热情，但最终仍发现努力未必能决定所有结果。这种认知让我意识到，唯有厘清自我才能持续前行。

在《爱情公寓》中饰演关谷神奇的角色经历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拍摄契机颇具关联。彼时正值程耳导演拍摄该电影期间，通过与经纪人的饭局，得知需要一位上海籍演员出演关键角色。出于对导演专业能力的信任，我主动发送了一张自拍参与试选。那张照片里，王传君蓄着胡须、留着长发，眼神深邃而疏离，已不再维持以往阳光帅气的形象。这种状态下的选择或许源于某种直觉——在无法完全掌控命运的时刻，以更真实自然的姿态诠释个体特征，反而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令人惊喜的是，导演仅凭这张照片便决定采用我。当时尚未完全理解其中深意，但直觉告诉我导演的创作理念与角色特质高度契合，我只需用熟悉的上海话将马仔这个角色带入特定语境即可。由于电影场景与人物设定都植根于上海，演绎时便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拍摄过程中，潜意识里不断激活对上海的记忆：80年代的老虎灶、里间的双木桶、形形色色的市井众生。这些生活片段自然地渗透到表演中，让角色更具真实感。然而，《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制作周期漫长，完成后的反馈也存在延迟，这种不确定性让演员难以准确评估自身表现。但这段经历带来诸多收获，尤其体现在上海话的运用上。我因此深度参与后期制作，既协助导演检验其他演员的方言准确性，也通过观摩学习不同表演的优劣，逐渐建立起对角色塑造的敏锐感知。

图源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导演如同一束光，直指那个时期自我认知的盲点。彼时我常主动找他交流，探询他所专注的影片。他直言，若想提升表演，需将杨德昌的台词烂熟于心，唯有深入文本才能突破表演瓶颈。这种如获得一把解剖表演的手术刀般的启示，使我决定暂停原有的表演路径，转而探寻真实生活与表演的本质。那年我参与多个表演工作坊，接触到来自不同背景的素人演员，其中一位潮汕籍快递小哥令我印象深刻。他用方言演绎角色，毫无章法地随性发挥，却意外地让全场观众捧腹大笑。那一刻我顿悟，真正的表演或许应摒弃预设的程式，以更自由的姿态呈现真实的生命力。纽约的时光进一步印证了这点，我在百老汇观摩音乐剧与话剧，特别记得《The Humans》中一位无台词的老演员。他仅凭一个转身、一段无声的抽泣，便让全场观众潸然泪下。这种超越语言的表演力，让我意识到无需堆砌技巧，抓住人性最真实的瞬间便足以震撼人心。纽约这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形形色色的人性光谱。曾目睹一位印度女性在地铁中被白人男子嫌弃，却仍主动协助其搬运行李。当女人说"Thank you"，男子以"Welcome"回应后迅速离去，我忽然看清了隐藏在礼貌背后的阶级裂痕——即便在看似友好的互动中，也能窥见人性的复杂与残酷。在街头流浪汉与底层工人的身影里，我逐渐明白自由始终是相对的，每个生命都背负着独特的困顿。这些立体的观察经历，最终转化为对表演本质的深刻体悟。彼时一位华人导演邀我出演《情遇曼哈顿》，我欣然接受，开始尝试剥离表演的桎梏，用更贴近现实的方式诠释角色。因为唯有在角色中展现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观众才能在戏剧中触摸到熟悉的生存印记。

《情遇曼哈顿》的影像记忆中，纽约归来的那个冬天格外沉重。母亲的癌症已进入终末期，身体机能日益衰竭，生命如同漏沙般逐渐消逝。彼时我将所有积压的感激与怨愤倾诉而出，而她也终于卸下伪装，坦白了往日藏匿的痛苦。在角色诠释的层面上，我早年间便读懂了母亲的挣扎——上海有句俗语说"家中老三总被爹娘忽视"，而她正是家中排行第三的女子。当年家族曾为她安排更优渥的婚配，却因执意选择父亲而陷入困局，两人性格的碰撞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裂痕。为了维系表面的完整，他们始终将矛盾深埋，却让我的童年浸染了无数委屈。

母亲始终保持着倔强的姿态，短发剪得利落如男子，行事风格追求卓越。经营饭店时既要应对上级的施压，又要应付下属的刁难，归家后还要承受我的索取。生活的天平在多重压力下倾斜，她将压抑的情绪化作一次次责打，而每次惩罚后都会用加倍的补偿抚慰——挣到钱便带我去吃肯德基。这种扭曲的关怀方式，源于她脆弱的安全感，试图通过掌控来维系亲情。

母亲离去前的最后日子，我目睹了令人窒息的场景。在病危通知书签署的夜晚，护士的眼泪与我的冷汗交织，而她临终前的双面情绪更是撕裂人心：既迫切需要救命的血液，又在虚弱中迸发出最后的尊严。记得那个周末，当她因无法输血而气急败坏时，含糊的责骂中混杂着不被理解的绝望，"王传君你救我"与"王传君我白养你了"的刺耳对比，成为她生命最后的咏叹调。

在《我不是药神》的拍摄中，许多细节与母亲的过往如出一辙。当看到陈勇探病吕受益的片段时，我本能地察觉出叙事的偏差——病人不会在病榻上恸哭，而会先夸赞对方的发型。这种直觉促使我与导演沟通后，意外获得出演吕受益的机会。那些在镜头前颤抖的喘息与嘶吼，竟与母亲当年的声调重叠；最后躺床的虚弱状态，也完美复刻了她临终的姿态。在片场放置母亲留下的珠子，于我而言不仅是角色的需要，更是一个与母亲完成告别的仪式。

母亲的离世并未让我陷入长久的悲痛，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情感的闭环。正如她临终前所说"你辛苦了"，这种释然的告别让我明白，属于自己的舞台已然开启。

王传君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饰演吕受益，这一角色成为他人生转折的起点。母亲离世那年，他接连接拍《英格利士》《兰心大剧院》等作品，仿佛命运在那一刻赠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些经历如同种子般在内心悄然萌芽。与同频的演员们合作的过程中，他逐渐探索出更多表达的可能性，也见证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蜕变。曾有一段时光，他执着于追寻完全独立的自由状态，甚至选择隐居般的生活——构筑自己的小天地，远离喧嚣，沉溺在自我创造的封闭空间里。然而，随着对创作本质的深入理解，他开始意识到这种「封闭的自由」并非真正的坦途。

如今的他更懂得，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单一创作者的孤勇。诚然，宣传看似是一种妥协，却可能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观众的桥梁，帮助更多人共同成长，拓展未来的创作空间。在《桃花坞》的录制过程中，他经历了深刻的自我重塑。某日偶遇被困在屋内的小鸟，这个画面让他瞬间与自身处境产生共鸣：生命如同被禁锢的羽翼，若无法挣脱桎梏，终将困于黑暗。但当他真正成为父亲后，这种认知又发生了转变。

女儿降生时，他曾以为自己会如常人般情绪失控，却出人意料地保持冷静——剪断脐带后，脑海中立即浮现下一阶段的筹备计划。这种「父亲」与「演员」双重身份的交织，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体验。一方面怀念自我存在的纯粹时光，一方面又必须学会在责任与创作间寻找平衡。正如程耳导演所说「寻觅是必不可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在不断认识自我，接纳变化，并适时调整方向。当父亲患病的消息传来，他更深刻体会到生命的无常：肾衰竭的诊断让所有计划变得模糊，却也让他学会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

在《桃花坞》的旅程中，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清晨四点三十分，从广东酒店出发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小心翼翼地将熟睡的女儿抱上车，肩部持续抬升，一只手握着安全带，唯恐触碰她的肌肤。广东的夜空从漆黑渐变为绯红，他望着熟睡的女儿，第一次体验到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疲惫。那张本该沉睡的小脸忽然露出浅浅笑意，让他的心瞬间被击中。这个瞬间恰似他当下生活的写照——接纳不断变化的光线，如同接纳生活的无常。未来的路充满疲惫与挑战，却也必然有意外的温暖点缀其中，正如他正在学会的：在平凡的日子里持续前行，让自我在现实与理想的交织中不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