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得了“大师”病？ -

影片《爆款好人》多次展现张北京洗车的画面，其身后映衬着传统与现代北京的时空交错。这种镜头语言暗示着这位老北京人面对网络化生活的无所适从，也折射出影片注定遭遇的尴尬处境。上映前便听闻该片质量存疑，加之《红毯先生》的前车之鉴，心中已有预期。然而观影后方知，其实在乎的并非质量本身——《爆款好人》的观影体验呈现出与《红毯先生》截然不同的特质：表面看来并不讨喜，但缺乏让人会心一笑的默契。

若说春节档观众对明星自嘲式表演常显麻木，那么《爆款好人》则像观众对“挠不着痒痒”的咬牙切齿。观影初期难以静坐，随着节奏渐入佳境，反而能接受这种叙事方式。故事主线讲述一个北京大爷通过成为网红重塑人生轨迹，从“幺蛾子”到扬眉吐气的逆袭，最终归于沉寂。这种叙事本应承载强烈的讽刺意味，对社会现象、民众群像乃至网络乱象进行深刻批判，但却呈现出含笑半步癫式的轻佻姿态。

影片结尾，当张北京的“维权哥”身份逐渐褪色为网络时代的过气符号，这位大爷在商场外执着地想要与张艺谋合影。他反复提及张艺谋的场景充满深意，或许暗指对时代变迁的某种执念。而如今的张艺谋，只要不拍《长城》、不与某些演员合作，便能成为电影圈顶流。他的作品虽不以幽默见长，但“士农工商”与“正当防卫”等台词仍深植观众记忆。这种勇气在当下尤为珍贵，而《爆款好人》的喧闹氛围却让“好人”显得泛滥成灾——当所有人都主打和睦欢闹时，是否还记得喜剧的内核本是悲剧？

张北京作为《我和我的祖国》中《你好北京》单元的核心人物，其形象塑造承载着宁浩对时代群像的观察与呈现。影片以2019年国庆档为背景，通过这位退休老人的重新觉醒，折射出普通人在社交媒体浪潮中的命运变迁。然而叙事节奏的仓促处理暴露出明显的短板——在人物情绪尚未充分铺垫时，张北京便因儿子婚事与前妻的微妙关系而突然爆发，开着玩具火车追逐李雪琴的桥段既突兀又失焦。这种快速推进的情节设计，使得观众难以深入体会角色心理的渐变过程，反而被其"维权哥"的标签迅速定型。

影片试图涵盖网红经济、网络舆论、个人转型等多重命题，却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蜻蜓点水"的割裂感。当张北京凭借其一贯的市井智慧试图闯出新路时，从街头维权到被网红公司吸纳，再到与李雪琴家族的纠葛，这些情节的堆砌反而弱化了主线。最终影片在善恶层面的模糊处理，导致人物形象缺乏应有的立体感。尽管主题上展现了当代社会的众生相，但正是这种未能完成的叙事结构，让整部作品在艺术表达上留下了遗憾。

电影似乎并未深入挖掘人物关系与剧情张力，尽管某些场景设计颇具亮点。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笑哥向张北京展示其公司如何通过数据监控和操控手段进行运营，这一情节本可成为张北京由红转衰的伏笔，却仅以展示形式收场。当张北京与笑哥因带货纠纷产生矛盾后，笑哥声称"公司快做不下去了"，随后便彻底失去经济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张北京在马场维权事件中曾因遭遇网暴而陷入危机，此时笑哥及时出现并给予两万元资助，这笔钱成为他后续行动的底气。然而随着剧情推进，笑哥的势力似乎一夜之间崩塌，这一转折缺乏合理的铺垫。更令人玩味的是，张北京违约带货时的"正义感"与"古道热肠"，在商言商的视角下显得矛盾重重。从"维权哥"人设崩塌到主动剥离网红身份，张北京始终在应对多重压力，而这些压力究竟源于何处？是操控资本的笑哥？是失控的网络舆论？还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影片未能明确指向，使得整个故事的对抗性显得模糊。最终，张北京面对的"敌人"似乎只能归结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自身则被塑造成一个在复杂人际关系中挣扎的"玩闹大爷"。电影设置的冲突场景——李 snow琴儿子的报复行为、网络暴民的追踪乃至派出所的调解——都显得过于温和，缺乏应有的戏剧张力。这种刻意营造的和谐氛围，反而让观众产生"好人打好人，误会了"的观感，难以理解为何要走进影院观看这样一部缺乏冲突与对立的作品。

谈及人物塑造与表演细节，《爆款好人》与《红毯先生》中部分群演的表演问题颇为引人关注，这似乎成为宁浩近期作品中难以忽视的共同症候。部分次要角色通过过度戏剧化的表演方式推动剧情发展，刻意制造冲突场景，这种表演风格在当代电影中渐显突兀。笔者无意贬低内地部分学院派演员的水平，但需指出的是，某些年轻演员在表演中呈现出明显的“过火”状态，将舞台剧式的肢体语言与夸张表情移植至银幕，与电影本身的叙事语境产生割裂。值得注意的是，导演似乎对此现象并不敏感，然而若与早期同类作品对比，包括宁浩此前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那些过渡演员表演过于刻意的痕迹便更显明显。令人意外的是，葛优在《爆款好人》中的表演反而成为争议焦点。其饰演的北京大爷形象通过过度夸张的表情与动作呈现，与观众心中已有的经典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在观影过程中，观众不自觉地联想到《大撒把》《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甲方乙方》乃至《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中的葛优，试图在二者间寻找共鸣，却发现相似度明显不足。

张北京这个角色始终保持着一种高涨的情绪状态，其爆发往往缺乏铺垫与过渡。在那段洗澡回家遭遇"偷袭"的剧情中，虽然巧妙地融入了"捡肥皂"等细节设计，但葛优的戏剧化表演却遮蔽了其应有的市井烟火气。宁浩试图通过"软肋"等富有争议的台词深化人物层次，却始终停留在表面。最为吊诡的是，当张北京试图与张艺谋合影时，其行为显得格外不合常理，这种对权威的执着追求反而凸显出角色的荒诞。影片始终未能完成对人物心理轨迹的完整描摹，导致故事框架虽完整，但角色形象却趋于扁平化。尤其在儿子婚礼这一关键场景中，尽管前期铺垫暗示着"没钱的亲爹不如有钱的后爹"的现实困境，但前妻家族对张北京的尊重态度反而成为剧情转折的迷雾点。观众不禁质疑：从最初以维权者姿态示人的张北京，到后来主动为李雪琴制造舆论事件，这种认知颠覆究竟源于何种心理变化？影片显然未能清晰呈现这一转变过程，使得人物塑造始终缺乏深度，最终导致《爆款好人》未能突破表象桎梏，难以实现真正的口碑突破。

宁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从《疯狂的石头》到《无人区》，他总能用精心构建的环境氛围传递深刻的情感体验。比如《无人区》中那片荒凉的戈壁，令人窒息的严寒感仿佛穿透银幕直抵人心。而《疯狂的石头》里"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啊？！"这句经典台词，至今仍在观众心中引发共鸣。他擅长以巧妙的叙事结构编织故事，通过人物微表情与简洁对白展现角色的深度变化。然而近两年，宁浩似乎在探索更深层的艺术表达，试图在作品中营造某种"意境"的追求。这种转变让部分观众感到困惑——毕竟他曾经擅长的，是那些充满戏剧张力且富有现实意义的创作。《爆款好人》作为一部标准的合家欢喜剧，其结构化的叙事框架与皆大欢喜的结局，反而显得过于刻意。面对网红带货、高楼建设等社会热点题材，这种看似轻松的创作选择，究竟是不愿、不懂，还是不敢触及更复杂的现实命题？

近年来翻车事件频发，国庆前夕便已有多个典型案例。观众走出影院后，频繁使用手机翻看影片，在回味故事情节时不禁思考：他们究竟是被拍得真切触动，还是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所困扰？当表演脱离叙事结构，便成为微短剧；当背景被剥离，便沦为生情喜剧。我近期提出的"生"这一概念，特指架空时代与社会现实的交织，以及以"包子饺子太多了，我吃不下，真烦"这类撒娇式独白为核心的文艺表达。这种创作方式让观众在观影后陷入意兴阑珊的迷惘：我们渴望见证张北京在功利主义社会中，以浑然不羁的姿态进行反抗，最终在笑声中释然。然而，宁浩与葛优的演绎却止步于此，恰如"生"的本真，却令人感到脱离现实生活。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洗车镜头，其背后既是现代都市与传统京韵的双重映照，也暗示着张北京作为老北京人面对网络化生存的无力感。这种文化冲突似乎早已预示《爆款好人》注定面对的困境：当互联网语境、舆论漩涡、网络戾气与时代变迁被淹没在一场场程式化的"合家欢"叙事中，作品便失去了对现实的穿透力。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核心命题：电影的本质受众究竟是谁？导演对作品的审视是否能获得自身满意？观众能否在电影主题中找到与现实生活的共鸣？在喜剧类型中，是否需要刻意展现‘阴暗面’？人们是否必须通过嬉笑怒骂的表象窥见世界的本质？若这些核心要素无法满足观众作为社会群体成员对生活经验的认同，那么故事的根基将不复存在。观众拥有真实情感，电影亦需承载思想深度，无论其类型属性。然而，这一显而易见的创作原则，如今却陷入了难以验证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