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夺5月国产新片口碑冠军，成年人也看哭了！ -

近日上映的《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凭借8.1分的豆瓣开分，成功摘得5月国产新片口碑冠军。该片在上映前已斩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男演员等多项殊荣，上映后更获得观众的广泛赞誉。许多观众此前对这部作品知之甚少，但观影后纷纷将其纳入年度十佳榜单。为何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口碑？

故事聚焦于三年级学生朱同在校园中度过的平凡而又特别的一天。这一天里，他既要为数学考试不及格的试卷而焦虑，又要应对因迟到被班主任罚站的窘境，连带着上课时找不到英语课本、不知如何撰写检讨、以及是否能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广播操比赛的种种困扰，接连不断的烦恼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朱同的世界也充满了奇幻色彩：他邂逅了偷窃试卷的“鸟人”，目睹班主任在走廊上追逐外星人的场面，甚至看到会说话的蜜蜂与小花。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童真趣味交织，让朱同的校园生活既真实又梦幻。作为常年活跃于舞台的戏剧人，导演王子川在《非常悬疑》《雷馆》等作品中展现出的脑洞大开、打破常规的舞台风格，也自然流淌到他首次担任电影导演的这部作品中。

在1905电影网《对话》栏目采访中，王子川用"信号与发射器"的意象诠释这部电影，他将自身经历转化为一个微型发射器，期待观众能成为接收器并产生共鸣。那些能理解这种表达的观众，必然能够感知其中的深意，与影片产生情感共振。影片中的小学生朱同形象源自导演童年，承载着王子川童年时期的记忆片段。在电影开场精心设计的场景中，当其他同学培育水仙时，朱同却执着地种植蒜头，这种异类选择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角色特质。许多同龄人或许也正如同那颗异类的蒜头，这种普遍存在的成长困惑让影片突破传统儿童题材的界限，形成了独特的普世价值。正如王子川所言，朱同是一个以成年人视角审视的孩童形象，通过他的独特视角，观众得以重返校园时代的心灵原乡，这种双向的情感投射让影片实现了跨越年龄的共鸣效应。

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由导演王子川亲口讲述。他曾在毕业后加入剧团，立下十年深耕舞台的承诺，期间不断打磨剧本创作。当饶晓志导演偶然观看其话剧后，主动询问是否愿与他合作电影项目，王子川随即递上故事大纲。饶晓志看完后表示认可，认为其舞台叙事能力足以胜任电影创作。作为监制，他始终是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推手。若当时未能及时拍摄，随着新鲜感消退，王子川或许会重新考虑其他创作方向。

灵感最初源于一个名为"时代在召唤"的标题，以及一个孩童在体育课上被老师轻拍肩膀的瞬间。那个画面让我联想到一个关于校园生活的故事，由此构建出完整的创作框架。在创作过程中，我习惯先搭建结构性的骨架，再逐步填充细节内容。这种先有架构再拓展的创作方式，既带来叙事的流畅感，也给予了我面对故事创作的从容与激情。故事核心聚焦于一个孩童在校园中度过的日常，其中朱同这个角色的塑造深深植根于我的童年记忆。小学时期我曾住校，与五、六年级的学长合住一个寝室，这种孤独感逐渐演变成深刻的不安全感。在电影中，朱同通过构建虚拟世界或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对抗现实焦虑，而他的同学张秋（经常被叫家长但思维敏锐）与贺娜（充满个性的女生）则展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他们面对困境时的成熟态度为朱同提供了重要的成长参照。

我将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审美取向编织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朱同在我心中更像是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剪影，而非具体的人物形象。我期待他成为一个象征，承载着我对童年片段的抽象理解。小时候最深刻的观影体验来自《红高粱》，而首次参与电影拍摄则是2019年在《寻汉计》中的经历。我对电影有着广泛的涉猎兴趣，既钟爱阿巴斯、安哲、贝拉·塔尔等导演的文艺作品，也欣赏漫威、DC、卡梅隆等团队的商业大片。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同样讲述了一个孩童视角下的故事，这让我在拍摄时反复研读他的著作《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书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应该感谢你们很多人没有用手持摄影机拍摄。上帝保佑那些用三脚架的导演。"除两场戏因时间紧迫采用斯坦尼康外，该片大部分镜头均使用三脚架完成。从戏剧创作到电影拍摄，我始终担忧语法体系的准确性，如同用外语写作般重视基础规则的正确性。因此在前期投入大量精力，包括绘制分镜脚本、与摄影指导共同确立影片基调。我们最初制定了若干基本原则，力求构建统一的影像语言体系。最终选择以最简化的手法呈现，通过固定镜头完成全景、正反打等基础构图，用最质朴的拍摄方式诠释故事。

男主角岳昊在试镜时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身上那股独特气质让我产生强烈好感，这种直觉或许就是常说的"眼缘"。整部电影汇聚了数十名小演员，其中不少具备专业表演经验，开拍前表演指导团队已为他们制定了为期两周的专项训练计划。

在我看来，表演更像是一场需要遵守规则的游戏，唯有在既定框架内自由发挥，才能让创作焕发活力。剧组规模精简，仅由四人组成的导演团队负责统筹，拍摄现场最鼎盛时曾同时容纳四五百名儿童参与。

拍摄过程中采用"连哄带骗"的互动方式，让小演员们在欢笑中完成镜头。我尤为钟情最后的大操场戏份，当时在贵州取景，筹备阶段至拍摄期间，天空始终笼罩在阴云之下，甚至遭遇了罕见的大雪天气。直到这场戏拍摄时，天色忽然放晴，摄影团队惊喜地发现阳光穿透云层，而朱同在场边的笑容更让我确信，这个精彩瞬间终于到来。

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名说书人，以编织故事和讲述故事为生。过往舞台创作多聚焦成人观众，但这次电影创作则突破了年龄界限。虽然故事背景是儿童视角，却在成年人语境中展开，这种独特叙事方式或许能让志同道合的成年人观众找到共鸣，同时也能让小观众们感受到纯粹的快乐。

这部电影如同我内心传递出的情感信号，成为连接心灵的共鸣载体，渴望被某个接收器捕捉，进而产生频率上的共振；它就像一只小生物在密林深处发出独特声波，当另一只小生物同样发出声波时，便明白这片森林并非孤寂，亦或是其他回响正悄然反馈，这种默契亦是某种陪伴。我期待观众在观影后能感受到其中的情绪价值，如同童年时那颗裹着糖衣的中成药，咀嚼糖衣时的愉悦与药片苦涩带来的表情转变，恰似电影剥离表层包装后，映照出相似的回忆轨迹。在路演现场，有位观众泪流满面地起身，她被故事触动的瞬间，让我想起那些与我年岁相仿的女性观众，这份意外的共鸣更显珍贵。

对我而言，戏剧与电影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难以相互转化。戏剧的魅力源于其假定性特质，观演关系始终建立在现实空间的共存之上。我所有舞台剧创作都追求与观众共享同一空间感，呼吸同一体验的空气。而电影则具有独特的时空建构能力，虽无法与观众形成物理层面的共处，却能通过影像技术还原或创造时空维度，这种呈现方式与戏剧存在本质区别。因此，我不会将《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改编为舞台剧，同样，我的戏剧作品也难以转化为电影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