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编剧刘恒：佩服张艺谋，他面对质疑始终不停地做事 -

5月26日晚，北京电影学院成功举办《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七期活动，著名作家、编剧刘恒与文学系教授刘德濒展开深度对话。刘恒在分享《本命年》《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代表作创作经历时，重点探讨了文学与影视创作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及主题表达等方面的本质差异。

刘恒谈及《黑的雪》的创作经历时表示，这部作品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于三十多岁文学事业初启的阶段。当时他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已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特殊，一部短篇小说往往能令作者一夜成名，成就非凡。获得奖项后，他逐渐在文坛站稳脚跟，创作热情持续高涨，随后《伏羲伏羲》被改编为电影《菊豆》。在创作力旺盛的时期，刘恒仅用一个月便完成了《黑的雪》的写作，当时谢飞导演通过助手联系他，希望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由此他以3000元的报酬完成了人生首部电影剧本。实际上，刘恒早年更钟情于电影创作，最初热衷诗歌，后来才转向小说领域。这种转变源于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黑的雪》所展现的深刻孤独感，恰好呼应了我青春期末段的经历。在生活实践中历经磨难与挫折后，我逐渐理解到这种生存状态中的挣扎——在激烈竞争中寻求立足之地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却常面临事与愿违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浪潮中，社会机遇呈现多元化态势，所有人都被裹挟进竞争漩涡。青春期的迷茫与困惑，使得创作者在探索中不断碰壁，特别是从事创作的群体，往往只能与孤独为伴。谢飞导演深谙这种情感内核，他以极具表现力的电影语言完成了对小说精神的转译。

彼时作为初入创作领域的新人，我曾执笔完成7万字的剧本。这种冗长的创作尝试暴露了我对电影与文学本质差异的认知不足——当时将大量无法转化为影像的叙事内容写入剧本，最终被谢飞导演全部删减。这个过程让我深刻认识到，电影的框架对编剧的创作形成约束，这种艺术媒介与小说存在本质区别。

在回应刘德濒教授关于小说创作与电影剧本创作本质差异的提问时，刘恒指出，尽管两者均以文字为媒介，但存在核心区别。他认为小说如同一座建筑，作家通过文字作为砖瓦，构建出完整的叙事空间，最终呈现为个人化的文学作品。当优秀作品被广泛传播时，每位读者都能在文字中重构属于自己的想象建筑，与作者的创作形成关联又独立的镜像。而剧本则更接近建筑图纸，其文字承载的是线条、比例与结构等设计要素，真正的建筑实体由导演、演员及摄制团队共同完成。一旦电影完成拍摄并公映，剧本便如同被埋入地下的墓志铭——所有观众看到的都是统一的影像成品，这种固定的观影体验与小说带来的多元想象截然不同。

张艺谋导演面对外界质疑始终专注创作，这种态度令刘恒深感敬佩。刘恒曾与张艺谋合作《菊豆》《秋菊打官司》和《金陵十三钗》三部影片。谈及张艺谋近年作品，刘恒发现耐人寻味的分野：前作《一秒钟》《影》《狙击手》虽票房表现平平，却展现出强烈的电影美学特质，获得业界高度认可；而《满江红》《第二十条》《坚如磐石》等票房成功之作，却被部分观众戏称为"国师在拍电视剧"。对此，刘恒表示张艺谋对现实的观察始终细致入微。他早年坚持文学为创作根基，因此养成了在报刊亭收集各类文学刊物的习惯，通过阅读筛选出具有电影改编潜力的佳作，再由助手联系作者，及时把握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珍贵素材。

《秋菊打官司》取材于安徽作家陈源斌的短篇小说《万家诉讼》。彼时张艺谋正在四川进行拍摄工作，偶然读到该小说后，立即派遣制片主任前往北京联系我，表达了改编意愿。正值我们合作默契期，我仅用一个多月便完成剧本创作，实现了双方的艺术愿景。张艺谋对自身创作定位始终保持着清醒认知，其策略选择令人敬佩。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与批评，但作为同龄人、合作伙伴及思想交流的知音，我始终认同他的职业操守。

部分同行因现实环境与个人理想产生落差，选择放弃创作追求，期待最佳时机重启事业。更有创作者在作品反响平平后，陷入自我辩解的泥潭，试图用完美作品回应质疑，却耗费四五年时间打磨，待作品完成时风向已变，最终陷入时代错位的困境。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往往会导致艺术创作的失焦。

张艺谋始终以坚定的态度面对各种质疑与非议，他坚信唯有持续行动才能突破困境。无论被怎样批评，成败如何，都坦然接受，跌倒后重新站起，继续前行。在创作路上，他不断修正艺术偏差，执着追求创作目标。对创作者而言，行动力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若等到所有条件都完美无缺才开始，时机已然错失。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因此张艺谋的坚持堪称典范。如今74岁的他，状态之好令人赞叹，这正是成熟创作者应有的精神风貌。作品质量或许存在争议，但其不屈不挠的创作姿态与持续输出的精神，值得所有创作者深思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