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是生活的痕迹成就了张颂文 -

谭飞向《猎冰》总导演高群书致以问候。谈及目前剧集播出约10集后的观众反响，是否在预期范围内？高群书表示超出预期。在制作阶段我们始终认为作品具备亮点，拍摄过程中全员充满热情，普遍认为这将是一部佳作。但具体品质层次，如70分或80分，始终难以预判。作为一部采用纪实手法创作的作品，尽管部分观众认为风格较为粗粝，但这正是我们有意追求的纪实美学表达。

谭飞与高群书在讨论创作理念时提到，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粗砺的质感，而非简单的粗糙。高群书表示，虽然有人认为这是纪实风格，但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影像呈现更真实的生活气息。谭飞则以具体情节为例，如黄宗伟在小吃店对女服务员的承诺，以及包贝尔看到姚安娜报纸的场景，这些看似平淡的片段实则蕴含深意，当它们被放置在荧屏上时，往往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两人强调，这种风格源于对生活中细节的敏锐捕捉，即使是最微小的波澜也值得关注。

高群书表示，在拍摄过程中他非常重视现场的灵活发挥，包括演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会在剧本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他鼓励演员们突破台词限制，以个人化的语言和情感去诠释角色，强调在保持剧情逻辑和氛围基调的前提下，应让表演更具生命力。他坦言自己从不强制演员按照字面意思机械演绎，而是通过信任给予充分创作空间，这种尊重让许多演员在他的作品中能展现出更自然的状态。高群书认为，当演员能够完全融入角色，将表演视为自我表达而非单纯的任务时，往往能激发出最真实的艺术感染力。

谭飞提到，这实际上是在鼓励演员进行个性化的二次创作。高群书回应说，确实如此，因为再好的剧本也只是一个出发点，一个起点。莎士比亚为什么能让一千个人看到一千个哈姆雷特呢？同样的剧本，无需改动，每个人演绎出来的效果都不同。高群书认为，一旦过了剧本阶段，所有内容都是二次创作，最终的完成是在剪辑台上进行的。他提到，导演会根据现实的当下，重新构建结构，重新梳理人物关系。

谭飞补充说，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公安追捕黄宗伟时，黄宗伟正在祭奠祖先。这前面的一大套仪式，体现了浓厚的家族传统，祈求祖先保佑自己，而和尚的参与也在现场进行超度仪式。谭飞指出，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电视剧中已经很少见，同时还包含了棺材、僧侣超度，以及公安追捕等元素，这些都充满了乡土气息，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甚至具有南方地区的特色，他认为这一切非常有趣。

高群书表示，前几集主要通过情节发展逐步刻画人物形象，旨在展现黄宗伟为何会发展成当下这种性格。黄宗伟这个角色与北方常见的市井人物有所不同，他尤为重视传统礼教，尤其强调对祖先的敬仰与祭祀仪式。谭飞提到，这种宗室精神使他对于三个儿子的诞生感到格外欣喜。高群书进一步解释，黄宗伟对宗法观念以及传宗接代有着极强的执念，因此将其设定为三胞胎的父亲，以凸显其家庭责任感驱动的内心动机。

黄宗伟的生存策略源于他无法与现实世界抗衡的处境。他始终在寻求自保之道，认为只有不断寻找退路才能生存下去，而非进行稳固的根基建设。他效仿动物的本能，在危险来临前迅速逃离，这种做法源于他对此类风险的本能警觉。谭飞用“狡兔三窟”来形容他这种以防为主的生存哲学，高群书则强调，他不会在安逸中过度投入，而是时刻考虑如何迅速撤离。

在技术学习方面，黄宗伟的动机源自对家族复兴的渴望。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振兴家族的责任，因此掌握了相关技艺。作为手艺人，他更看重技艺的生存价值，因为技艺是维系生命的资本。谭飞指出，这种技艺的传承具有严格性，而高群书强调，技艺不能轻易授予他人，必须严格把控传承条件。

谭飞提到，许多观众可能像评价《狂飙》一样评价《猎冰》，尽管张颂文在这两部剧中都饰演了犯罪分子，但观众却难以真正对角色产生反感。从创作角度出发，高群书认为这种现象并非观众对反派角色的喜爱，而是因为反派角色在剧本创作中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他指出，反派角色的塑造更容易展现其复杂性和人性层面，而正面角色则需承受更多道德和行为上的规范要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中国影视作品中，也普遍存在于好莱坞、韩国、日本等国际影视创作体系中。

高群书进一步解释，反派角色在剧本阶段就具备更强的戏剧张力。以《狂飙》和《征服》为例，观众往往会对反派角色产生某种理解或共鸣，这源于创作技术层面的考量。他提到，拍摄涉及重大案件的剧集时，警察角色的日常琐事会被淡化，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案件侦破上。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难以聚焦于警察的生活细节，反而更关注案件本身的推进。

谭飞补充道，反派角色的生活细节往往更能支撑其犯罪行为的逻辑发展。例如《千钧一发》《神探亨特张》等剧集，通过展现角色的家庭生活、个人经历等，能够更自然地引出其犯罪动机和后续发展。而高群书则以黑社会老大为例，指出反派角色的魅力往往体现在其组织能力、人格魅力等特质上，这些特质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

在谈到正面角色的复杂性时，高群书强调，警察角色通常需要展现团队合作、伦理困境等多重维度。他以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为例，说明即使是正派人物，也需要通过展现个人魅力来维系复杂的团队关系。高群书认为，观众对影视作品存在误解，认为警察角色应具备完美形象，但实际上警察工作涉及大量专业细节和复杂人际关系，这些正是创作中需要展现的现实层面。

谭飞指出，剧中重点呈现了省厅统一部署与地方协调配合的办案体系，以及专案组在破大案时的团队协作细节。高群书认同这一创作方向，强调最初剧本由陈育新撰写时，更多聚焦于个体侦探的叙事，但在多次修改后，最终呈现的版本更贴近现实。他解释道，大案侦破实则需要多警种协同、跨区域联动，每个案件均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这使得单个人物视角难以完整展现。在审查过程中，我们曾邀请多位专家及一线警察参与，通过实地采访发现，此类案件往往由庞大团队共同完成，无法简单地将镜头聚焦于个别警察的生活细节。

谭飞补充道，剧中刻意弱化了警察队伍内部的复杂矛盾，如黄宗伟团队的内斗情节，这种处理方式使故事保持紧凑节奏。高群书认为，虽然现实中存在不同层级警察间的思维差异，但此类细节难以深入刻画，否则会破坏剧情主线。他特别提到，在广宁案件中老田与小田的失误，实则反映出地方警察特有的功绩导向思维。谭飞则指出，这种创作选择既符合现实逻辑，也契合观众对紧凑刑侦剧的需求。

谈及张颂文的表演，谭飞认为其成功融合了电影学院的表演体系与南派演员的松弛感，这种南北表演传统的交汇使角色更具立体性。高群书作为导演，对其表演特质有着深刻认知，认为张颂文在细节处理上既保持了专业水准，又具备港产片中特有的生活化气质，这种双重优势使其在剧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高群书表示自己并未以科学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谭飞则谦虚地回应自己观察也可能存在偏差。高群书强调张颂文始终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即便在拍戏过程中也会主动融入市井生活，如前往菜市场、海鲜市场等地采购食材，与摊贩和普通市民交流。他提到张颂文至今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但如今可能因防疫要求无法随意外出。谭飞补充道，张颂文现在戴着口罩依然会出门。高群书进一步解释，张颂文在拍摄期间会与剧组成员深入交流，无论是场务还是导演，他都能坦诚对话，这种持续的观察与学习使他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敏锐感知。谭飞点头认同，认为张颂文在不断吸收新事物。

高群书谈及张颂文的表演天赋时提到，他并非源于电影学院的系统训练，而是凭借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与理解走上了演艺之路。张颂文身上展现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局限于表面的观察，而是能从细微的日常中提炼出丰富的内在逻辑。例如，他能清晰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具体场景，包括人物对话、动作细节乃至植物开花的时序，这种记忆的精确程度令人惊叹。高群书特别指出，张颂文的观察力超越了普通演员的范畴，他不仅关注事物的表象，更会深入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如枫叶为何在秋日变红、苹果颜色的形成机制等，这种从根部到枝干的全面联想能力，使他的表演充满生命力。谭飞则用"一沙一世界"来形容张颂文对细节的敏锐把握，认为他能将每个微小的观察转化为深刻的艺术表达。

谭飞提到，他记得去年张颂文因出演《狂飙》而走红，随后曾通过微信询问他红了之后的生活变化。张颂文回应称，虽然整体生活并未发生太大改变，但外出购物或买菜这样的日常活动却变得麻烦。高群书则补充道，他们在海南完成拍摄和剪辑后，当时疫情尚未结束，张颂文还能自由出行。直到他返回横店探班时，发现《狂飙》已开播，而张颂文的名气开始迅速攀升，尽管尚未达到完全无法出门的程度。高群书感慨，后来他回来不到一周，便发现网上充斥着关于张颂文的各种信息，狗仔队的偷拍也频繁出现。谭飞表示，张颂文的心态依旧保持稳定，而高群书则认为这种难得的沉稳源于张颂文的阅历，他经历过太多人生起伏，不像其他演员那样在走红后迅速改变。谭飞调侃称，有些演员会因此变狂，但张颂文依然如旧。高群书则指出，如今张颂文虽然没有改变说话方式，却面临更多选择上的压力和忧虑，这与之前的状态已有所不同。谭飞回应道，这或许正是他变得更加谨慎的原因。